阿拉伯人作為叛亂份子

一位中東事務的軍事專家利用文獻以及他自己在該地區的豐富經驗來描述文化在阿拉伯社會中的重要性及其對非常規戰爭的意義。—編輯

約翰·基根(John Keegan)在其標誌性著作《戰爭的面孔》(Face of Battle)中寫道,「戰爭總是文化的一種表達,通常是社會形式的決定因素,在某些社會中是文化本身的決定因素。」約翰·林恩(John Lynn)在《戰爭:歷史、戰鬥和文化》(Battle: A History Combat and Culture)中以更微妙的方式延續了這一主題。具體來說,正如羅素·F·威格利(Russell F. Weigley)所解釋的那樣,有一種美國戰爭方式,也有一種阿拉伯戰爭方式被維克托·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等歷史學家更寬泛地描述為「東方戰爭方式」。

肯尼斯·波洛克(Kenneth Pollock)《戰爭中的阿拉伯人》(Arabs at War)充分論述了阿拉伯軍事組織在對抗西方對手的傳統戰爭史上的失敗,同時一些文化和社會理論在我的研究《為什麼阿拉伯人輸掉戰爭》(Why Arabs Lose Wars)中得到了闡明(http://www.meforum.org/441/why-arabs-lose-wars)。然而,自那篇文章發表以來,一個頻繁出現的話題是「阿拉伯/穆斯林的新戰爭方式」,其闡述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在與西方軍隊的無規律或非常規戰爭中,阿拉伯人做得更好。從歷史記錄來看這似乎是真的,而我的論點是阿拉伯社會的文化屬性可以找到答案。

被吹捧為阿拉伯戰爭「新」方式的非常規戰爭,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欺騙性,因為改變的只是武器和技術,而不是戰略或戰術。事實上,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阿拉伯戰爭形式。正如約翰·揚多拉(John Jandora)的著作(《從麥地那進軍》阿拉伯征服的修正主義研究)(The March from Medina, A Revisionist Study of the Arab Conquests)以及約翰·基根(John Keegan)、史蒂文·倫西曼(Steven Runciman)和魯本·利維(Rueben Levy)等人的著作所描述的那樣,早期阿拉伯人的勝利並非像許多歷史學家認為的那樣是宗教狂熱的結果,盡管它是一個因素。

更重要的是,成功的因素在於優越的軍事技能,如在持續的部落戰爭中獲得經驗,優秀的領導能力,適應能力,和快速調動技術。在早期征服時代,阿拉伯人能夠吸收歐洲的方法和武器,並保留自己的優勢,其中包括快速集結和分散、快速行動和突襲能力。他們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希臘人之間經常發生的近距離且直接無休止之戰,這種作戰方式只是作為最後的手段。

盡管早期阿拉伯人在適應歐洲戰爭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受歡迎的阿拉伯戰爭形式仍然是傳統的貝都因戰爭方式。傳統上,戰爭包括對隱秘的偏好,選擇戰鬥時間和地點的能力,以及對個人主義的強調,後者不是西方大眾戰術的一部分。從歷史上看,阿拉伯的戰爭方式也是一種欺騙,避免近距離戰爭,偏愛對峙武器,包括近乎崇敬的箭術。

間接、逃避、高超的情報、詭計和心理戰術是當今阿拉伯戰爭方式的特點。特別是,在阿拉伯戰爭中,沒有比心理戰更重要的方面了。

勞倫斯(T. E. Lawrence)在觀察貝都因人不戰而勝的策略時,滔滔不絕地描述了心理的重要性。在典型的ghazwa(貝都因人的襲擊)中,攻擊者使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和尖叫來恐嚇防禦者。如果戰場上情況不妙,那麼匆忙撤退也沒有什麼可恥的。正如迪克遜(H. A. R. Dickson)在他的《阿拉伯沙漠》(Arab of the Desert)一書中所寫的,逃離從來不被認為是可恥的,而被認為是聰明的。阿拉伯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稱之為「進攻和撤退」戰略。

阿拉伯對抗西方帝國的早期戰爭歷史揭示了一個比他們對手更具有創新、適應性和戰略思維的民族。然而,伊斯蘭帝國的先進文明和文化衰落了,他們的軍事能力也隨之衰落。穆斯林社區認為,在十字軍東征中戰敗的歐洲人是野蠻的、劣等的民族。正如歷史學家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在他的著作中所記錄的那樣,這種觀點認為,西方沒有什麼可借鑒的,讚揚了一種自給自足的感覺並允許歐洲在軍事理論和武器方面的進步趕超並超越中東伊斯蘭世界。

西方世界的文藝復興使得穆斯林對西方的貶抑觀點有致命的缺陷。1798年,法國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奧斯曼帝國,這讓歐洲人和伊斯蘭世界都感到震驚。奧斯曼土耳其人意識到他們的劣勢,特別是在軍事能力上,並開始引進西方教官和技術。曾經強大的奧斯曼帝國的衰弱導致了歐洲對伊斯蘭世界的大規模入侵。這包括向奧斯曼帝國的經濟投降,法國佔領北非大部分阿拉伯地區,英國擴張帝國,表面上是為了守衛通往印度的路線。

在中東,歐洲人建立了當地的軍事力量來執行他們的命令,特別是協助維持安全,同時受到足夠謹慎的控制,以防止軍事威脅其統治。通過這樣做,他們試圖向中東軍事機構灌輸他們的文化。在某些情況下,我們試圖進行徹底的改造。就埃及而言,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他的《河流戰爭》一書中寫道:「…歐洲體系被了東方體系取代。」

從那時起,大多數阿拉伯軍隊都是按照歐洲的方法訓練、裝備和組織的,盡管仍然保持著他們的文化屬性。早期試圖在歐洲體系中重塑阿拉伯軍隊的嘗試,就像蘇聯試圖將自己的信條強加於其附屬國阿拉伯國家一樣失敗。(參見《雪之軍與沙之軍:蘇聯軍事理論對阿拉伯軍隊的影響》(Armies of Snow and Armies of Sand: the Impact of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on Arab Militaries),邁克爾·艾森施塔特和肯尼斯·M·波拉克(Michael Eisenstadt and Kenneth M. Pollack)著,《中東雜誌》,秋季,2001年版),其論述了蘇聯對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軍事資助。雖然這些國家欣然接受蘇聯的裝備,但是阿拉伯專制政治文化(由於西方引進先進的強制工具和系統而加強)傾向於鼓勵一致性,而不能整合蘇聯軍事系統所依據的理論(盡管在某種程度上,蘇聯體制比西方模式更能被阿拉伯接受國所接受)。總的來說,正如我在埃及與埃及軍隊合作時親自觀察到的那樣,試圖將蘇聯軍事系統嫁接到埃及軍隊的樹上的嘗試是失敗的。

阿拉伯人以傳統的阿拉伯戰爭方式作戰的更大效力有其歷史基礎,更重要的是深深植根於他們的文化。在我對為什麼阿拉伯人在非常規戰爭中更有效的觀察中,我提出以下理由:

 

更符合古蘭經的戰爭法則:

在一本被阿拉伯高級軍事專業人士廣泛引用的書「古蘭經中的戰爭概念」(The Qur’anic Concept of War)中,巴基斯坦將軍S. K馬利克(S. K. Malik)曾寫道「戰爭是真主的事業」,而不是一場可以避免的災難。這本書中有很多內容可以推動非常規戰爭,包括全面戰爭概念的重要性,利用恐怖讓敵人心驚膽戰,使用心理學,使用經濟工具,以及正如他所寫的,避免用「兒童手套」方法地對待戰爭。他用了很多篇幅詳細描述了古蘭經中提倡的策略,這些策略大多源於先知和他的追隨者對「叛教者」的早期戰爭。在其他段落中,他讚揚了早期的穆斯林軍隊在有利地形上的作戰能力,在他們選擇的時間裏,利用欺騙和情報獲得對敵人的優勢。回應T. E. 勞倫斯(Lawrence)所寫的一個主題,戰爭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使敵人相信抵抗是徒勞的,從而贏得「不流血的戰鬥」。在對抗「叛教者」的戰爭中,先知將威脅作為一種主要的心理武器,他頒佈了一些禁令,比如「先知在大地上重懲敵人之前,不該有俘虜。」(古蘭經8:67)先知還引進了用於攻城的投石機(manjaniq)—這種武器很少使用,但具有巨大的恐嚇效果。據穆斯林學者稱,在先知帶領他的追隨者參加的28場戰鬥中,只有8場是真正交鋒。在另外20個中,敵人逃跑了。更現代的版本是大量使用視頻捕捉狙擊手襲擊和攻擊駐伊拉克美軍的視頻,並通過半島電視台等衛星電視台向世界各地播放。勞倫斯還詳細闡述了戰利品的法律。所有關於貝都因戰爭的作家都寫過在典型沙漠戰爭中戰利品或獎品的重要性。一個非正規的戰士比一個正規部隊的步兵更有可能獲得戰利品,而在正規軍部隊中,軍官最有可能獲得戰利品。

 

血統和部落團結的重要性

在阿拉伯世界,沒有什麼比部落或家庭團結更重要的了。因此,阿拉伯統治者經常將這種團結(阿西比耶,assibiyah)視為需要應對的威脅。在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統治者有意識地努力確保正規軍隊一般按照種族和地區出身混合,以確保其對統治機構沒有內聚部隊態度。正如《為什麼阿拉伯人輸掉戰爭》(Why Arabs Lose Wars)一書中所詳述的那樣,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陸軍部隊是現政權現存的最大威脅。20世紀80年代以前,阿拉伯歷史上充滿了軍事政變的事例。所有的陸軍部隊都是一把「雙刃劍」。劍的一端指向國會大廈。對種族、宗教或意識形態方面效忠的政權勢力緩解了這一潛在威脅。沙特阿拉伯國民警衛隊和現已解散的伊拉克共和國衛隊就是這樣的例子。這是一個鼓勵懷疑和分割的體系。哈卡比(Harkabi)在他對1967年戰爭中阿拉伯常規勢力瓦解的研究中查驗了這一概念(「六日戰爭中阿拉伯崩潰的基本因素」(Basic Factors in Arab Collapse during the Six Day War), Orbis, Fall, 1967)。

另一方面,阿拉伯的非常規或叛亂勢力幾乎總是由氏族、部落、民族或城市宗派居民區組成。他們互相了解,互相信任,而且時常有血緣和家庭關係。這也使其在心智上難以滲透或製造不和。在阿拉伯世界血統勝過一切,包括宗教。此外,常規的阿拉伯部隊總是故意被派往遠離其發源地的地區,而這些非常規的阿拉伯部隊留在自己的領土上了解地形,無論是沙漠還是城市貧民窟,人民就是他們的人民。他們可以躲在平民中間,這給盡量減少附帶傷害的訓練有素的西方軍隊造成了巨大困難。

 

擺脫傳統阿拉伯軍事緊身衣

建基於西方模式下的阿拉伯常規武裝的戰術和理論往往是非常可預測的,它有著煙囪式的領導,受到自上而下的指揮結構的抑制,這種指揮結構獎勵對政權的政治忠誠,並且通常表現出士兵和軍官領導間的巨大差距。通常軍官都來自農民或城市貧民之上的階層,這反映了阿拉伯社會的普遍情況,幾乎沒有用以創建職業軍隊所要求的凝聚力的同情心。在西方軍隊中,軍士是軍官和士兵之間的橋樑,但阿拉伯軍隊普遍缺乏專業的軍士。

在阿拉伯叛亂組織中,非正式的指揮結構更多地基於傳統阿拉伯領導的能力和魅力人格,而部落或家庭忠誠的概念產生了比大多數阿拉伯常規部隊更有效的戰鬥力。事實上,近期常規軍隊已經成為阿拉伯世界媒體嘲弄的目標,比對真主黨對抗以色列人的「成功」(見www.mei.edu/Publications/WebPublications/PolicyBriefs/PolicyBriefArchive/tabid/539/ctl/Detail/mid/1611/ xmid/594/xmfid/17/Default.aspx)。在伊拉克,叛亂分子令美軍感到驚訝,因為軍隊能夠適應美國的反叛亂戰術的變化,巧妙地使用5—10人的小型突擊部隊,以及整合直接火力和支援火力的能力,這是常規阿拉伯軍隊從未做好的事情。

 

領導力

更重要的是,在常規的阿拉伯軍隊中,提拔和任命更多是基於忠誠、與政權的政治聯繫或家族關係。在阿拉伯的常規武裝中,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豎起的釘子會被敲倒」。軍官們往往逃避個人責任,尋求共識,等待上級的命令。而在阿拉伯非常規武裝中,情況就輕微很多。領導人要為他們任務的成功和部隊成員的生命,對部落或家庭負責。他們往往被視為是同類中的首要,並會因無能或浪費生命而被革職。

 

武器及使用

幾乎每一位美國顧問都會哀歎阿拉伯軍隊缺乏系統性後勤和維護能力這一長期存在的問題。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軍隊尤其如此。保持尖端武器系統運作的能力一直是美國顧問的抱怨。這不是缺乏智慧或意志的症候;而是阿拉伯文化中缺少團隊合作和日常努力的一方面。見微知著,這反映了文化在遊牧民族中的影響,他們認為卑微的「髒手」工作是低種姓人民的責任。軍官們回避體力勞動,很少參與其中。

相反,著名的阿拉伯學者威爾弗雷德·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和阿羅伊斯·穆西爾(Alois Musil)指出,貝都因人在使用個人武器時十分謹慎和熟練。這就是阿拉伯非常規的優勢。他沒有需要維護的重型武器,只有小型武器和小型對峙武器,如火箭推進榴彈(rocket propelled grenades, RPG)和迫擊炮。正如辛格和我所觀察到的,阿拉伯人在操縱武器和裝備武器方面有著相當驚人的天賦。由於缺乏工具或精密的車間,這種能力是叛亂行動的先決條件。使用155毫米炮彈作為路邊炸彈,由車庫開啟器觸發只是一個例子。

 

個人主義

伊本·哈爾頓(Ibn Khaldun)在其14世紀的著作《歷史緒論》(The Muqaddimah)中哀歎貝多因人的野蠻本性,但也強調阿拉伯人的個人主義本質;他們渴望爭奪領導權,每個人都覺得有資格擔任領導角色。這是阿拉伯社會普遍吸收的許多特徵之一。任何在阿拉伯世界呆過一段時間的人都能體會到這一點。例如,想像一場事故的場景,幾十個人聚集在一起,人們都向其他人喊命令,而沒有人在聽。在貝魯特的美國大學,社會學教授讓學生們觀察一場籃球賽,並將他們的觀察結果聯繫起來。阿拉伯學生沒有看到什麼特別之處,但許多美國學生注意到,比賽中幾乎沒有傳球或團隊合作。有球員會拿到球,運球穿過球場,然後投籃。這種壓倒性的個人主義特徵是發展一個正常運作的常規部隊的困難障礙。多年來我自己的觀察是,阿拉伯部隊並不缺乏作戰所需的個人技能;他們吃苦耐勞,習慣貧困,堅韌。現代戰場上的基本問題是缺乏能發揮作用的聯合武器。

對於非常規戰士來說,這些都不是特別的問題。事實上,遊擊部隊中的阿拉伯人能夠以常規部隊所不允許的方式表現出他的想像力和主動性。阿拉伯軍事體系的一致性是為了獲得服從而強加的嚴厲紀律的結果。這不是阿拉伯人的天性。與常規軍事體制相比,叛亂份子的成功取決於個人的主動性。大多數情況下,叛亂的成功依賴於是否能夠對機會目標做出快速反應,例如,敵人的車隊,防禦安全的瞬間失誤,快速攻擊,以及在敵人反應之前分散。伊拉克叛亂份子對這些戰術非常熟練。一次又一次,簡易爆炸裝置、火箭推進式榴彈和僅持續幾分鐘的小型武器聯合攻擊了美國的車隊。

 

榮耀和自我吹捧

在許多阿拉伯人身上發現的戲劇式衝動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特徵。曾與阿拉伯人共事近50年的約旦皇家陸軍的英國司令格拉布·帕沙(Glubb Pasha)將軍(中將約翰·格拉布(John Glubb)爵士)評價了阿拉伯人的浪漫精神、對戲劇性姿態的需要以及對個人榮耀的追求。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60年代描述左翼恐怖分子時就提到了這一特點。他對這一動機的描述與9—11雙子塔恐怖分子的描述完全吻合。霍弗在他的《真正的信徒》(The True Believer)一書中寫道:「當死亡和殺戮成為慣例、儀式、戲劇表演或遊戲的一部分時,它們似乎很容易。榮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戲劇性的概念。如果沒有觀眾的生動意識,就不會有為榮耀而奮鬥—他們知道我們偉大的事蹟將會傳到我們同時代人的耳朵裏。」作為步兵部隊的一名步兵,獲得這種個人榮耀絕不是不可能的,但幾乎不可能像阿拉伯叛亂份子那樣,戴著面具、戴著頭巾、穿著個性化的戰鬥服,選擇時間和地點,進行個性化的英雄行為。

 

結論

在描述阿拉伯人作為非常規戰士的有效性的原因時,我借鑒了我自己的經驗,以及過去兩個世紀與阿拉伯人共事的人的觀察。大部分材料與遊牧阿拉伯人有關。然而,今天可能只有不到5%的阿拉伯人可以被認為是遊牧民族。當代阿拉伯世界基本上屬於城市社會。然而,這決不會削弱上述特徵的有效性。正如偉大的伊拉克歷史學家阿里•瓦爾迪(Ali Al Wardi)半個世紀前所寫的那樣,遊牧特徵是伊拉克人和阿拉伯人性格的一部分。菲利普•薩爾茨曼(Philip Salzman)在其著作《中東文化與衝突》(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中所做的研究,最近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伊本·赫勒敦很久以前的觀察可以應用到今天,這一事實證明了阿拉伯文化對變革的顯著抵制。nd.

本文節選自迪特肯先生(Mr. DeAtkine’s)的《當代中東的衝突與叛亂》(Conflict and Insurgency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一章,巴里·魯賓編著,倫敦和紐約:Routledge,2008。

 

諾維爾·B·迪特肯(Norvell B DeAtkine)


諾維爾·B·迪特肯(Norvell B DeAtkine)是一名退休上校,畢業於西點軍校,並在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獲得阿拉伯研究碩士學位。他諸多服役包括在越南的作戰服役,朝鮮的任務,以及在中東的8年。他擔任過炮兵營長和炮兵副司令員。軍旅生涯結束後,他在約翰·F·甘迺迪特別戰爭中心和學校(John F Kennedy Special Warfare Center and School)擔任了18年的中東研究主任。

這篇文章翻譯自Norvell B DeAtkine的在線文章「Arab As Insurgent」

https://www.academia.edu/49759878/Arab_As_Insurgent_A_military_specialist_in_Middle_Eastern_Affairs_draws_upon_the_literature_as_well_as_his_own_extensive_experience_in_the_region_to_describe_the_importance_of_culture_in_Arab_societies_and_what_it_means_for_unconventional_war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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