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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之年的成果

分類:中亞的宣教和變革
發佈於:2011-05-15, 週日

在差會創立之幾年間,沃登斯通在幾個重要問題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自從1904年接替埃克曼做了MCCS的領導人起(起先是主席,1908年後是會長),他就挑起了MCCS全部的領導重擔。這裡當然不是描繪沃登斯通如何作為一個差會領袖的地方,但一些細節可以映射出他跟東土耳其斯坦宣教士的關係。

在他們跟沃登斯通的個人交往中,宣教士們通常體會到的是距離感和冷酷感。1909年來中國做宣教士的奧斯卡‧特寧說,「沃登斯通對待個人,對待宣教士可以說是非常冷漠的。」158上面提到的托奎斯特和沃登斯通之間的關係就更一步證實了這個說法。沃登斯通很少理解宣教士的個人問題。在他自己和宣教士之間他總是搬出MCCS條例來行事。條例必須尊重,即使宣教士有個人的困難。在沃登斯通看來,「MCCS的條例和規章比個人關係更重要。」159

荷伯格有幾次也吃到了沃登斯通的斥責。特別厲害的一次是1912年,當新的印刷機運到宣教工場的時候,荷伯格沒有等更有經驗的大專家來,就迫不及待地自己組裝起機器。這事傳到了斯德哥爾摩,沃登斯通給荷伯格寫了一封信,嚴厲地斥責了他一番。160荷伯格被這封信深深地刺痛了。而沃登斯通又給荷伯格寫了一封信,甚至更清楚地表示了他的反對。荷格伯怎麼可以忽視博林,而一切自作主張地裝配印刷機呢,沃登斯通這樣問道。「如果機子出了問題,MCCS就要付出大筆的費用。」161

MCCS辦公室裡沃登斯通多年的同事倫達爾說,沃登斯通有時候是很不講情面。他的雷厲風行給差會帶來了安全和穩定,但他在個人關係上應該表現出更多的體諒。162差傳學校的主任古斯塔夫‧摩西森(Gustav Mosesson)也是跟沃登斯通關係非常親密的朋友之一,他也是這樣的觀點。尤其跟他的前任埃克曼比起來,沃登斯通更顯得是個就事論事的鐵面人。163宣教士也發覺很難在個人的事上找他。164行道會秘書舍霍爾姆就是個非常希望跟所有人保持良好個人關係的人,所以宣教士們更願意給他寫信。當需要理解和處理差會問題時,他們視他為沃登斯通的上司。165典型的一個例子是當東土耳其斯坦的差會要面臨視察的時候,宣教士們希望舍霍爾姆來視察。通常情況下,沃登斯通應當是首選。

這些年沃登斯通涉及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宣教士在婚禮上權力的行使。在1910年的宗教聖會上,作為代表的沃登斯通對此事提出動議。他提議教區大會應該請求政府給予宣教士在國外行使婚禮司儀的權力,當時這項權力只限於領事當局,他說這應該同樣適用於其他有資格的瑞典人。這樣的話瑞典的宣教士們就可以獲得了這項權力。沃登斯通在教區大會上說,這個問題對於東土耳其斯坦的宣教士來說更是備受高度關注的話題。俄羅斯領事的一位官員曾經給宣教士們寫過一個請示,他想娶一個瑞典女人,問他們是否可以為他們證婚。166沃登斯通提到說他曾把這個問題向大主教作了彙報,但沒有甚麼結果。他接著說,「我給我們的宣教士寫信說,『去給他們證婚,不要猶豫,不要擔心這樣的無稽之談!』」167教區大會拒絕了沃登斯通的動議。後來在議會上這個動議也遭受同樣的命運。當時,沃登斯通已經離開了議會,但一些其他議員提出了這個動議。168 1911年,沃登斯通再次將同樣的問題請示政府。他指出東土耳其斯坦宣教士荒唐的處境。他們必須甘心於內部的婚禮儀式,在一個宣教士同事面前宣稱對神的忠實虔誠和彼此的忠貞不渝。「結婚的夫婦」被迫違反瑞典法律,因為那裡沒有人主持他們的婚禮。169這一次這個請求還是被拒絕了。直到1916年,宣教士們才獲得主持婚禮的正式權力。170

沃登斯通全心全意參與的跟宣教士有關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上面提到的「聖經辯論」。沃登斯通本身也是一個聖經翻譯者(The New Testament with explanations附注釋的新約),他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語言上的問題。為了達到聖經翻譯的準確性在宣教士們引起的這場爭論中,他本身也積極地參與了進來。非常有可能的是,最後讓權威的專家比如安德里亞斯教授接受宣教士對阿維塔瑞尼安的譯本進行徹底修訂請求的人就是沃登斯通。

差會的創立之年裡,會眾接近於不存在。幾乎沒有皈依者。到了十年工作之後的1902年,受洗者數量才只有3人。其中一個拉扎魯斯(Lasarus)還是阿維塔瑞尼安在1894年之前獨駐東土耳其斯坦期間給施洗的。拉扎魯斯在20世紀初在差會裡服事了一段時間。當幾個宣教士回國了,馬格納斯‧拜克倫德去世了的時候,拉扎魯斯連同另一個漢人基督徒青年獨自留下。這個時候拉扎魯斯的親屬出面干涉他了。他們賣掉了他的房子,逼迫他跟他的家族一起前往麥加之旅。他後來定居在阿拉伯半島,並在那裡終老一生。他的基督教信仰究竟怎麼樣成了一個迷171。

1907年,差會創立了15年之後,有9人受洗了,其中4人是穆斯林-2人在喀什葛爾,2人在葉爾羌-5人是漢城的漢人172。在他1907年的小冊子中,荷伯格寫到了屬靈成果的情況,標題是「看得見的果實」,說有5個穆斯林受洗了。托奎斯特在給舍霍爾姆的一封信中嚴厲地抨擊了這種說法,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這個論調,還取標題說「看得見的果實」,因為有五個穆斯林受洗皈依基督。的確,它說其中有一人已經死了。他死的時候是不是還信仰他的救贖主?我們不得而知,但通過一些信息我們知道的是,他死在了麥加,作為一個穆斯林朝覲者而死。這不用我再多說甚麼了…另一個皈依者在這裡的集市上轉悠,人們看了不禁要說:這個人真是敗壞了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名字。所以,當這本冊子出版的時候,還有2人去年夏天受洗了,因此總共有四人。後來他們怎麼樣了呢?最後那兩個受洗的因為犯下嚴重的罪行被逐出教會。那為人丈夫的又回到了清真寺,像一個真正的穆斯林一樣…這就是赤裸裸的現實,看得見的果實…其實等於是零。」173

然而,差會的工作並不完全顆粒無收。例如1911年斯提娜‧馬騰森(Stina Martensson)寫自葉爾羌的信說,「我們學校老師的妻子受洗了」。174同一年,艾伯特‧安德森在彙報他在漢城的工作時說,「我們的廚師死了。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最正直的漢人。他沒有受洗,但他死的時候嘴裡一直叨念著耶穌的名字。」175 1912-1913年之交的時候,會眾有了14人。當時宣教士的人數是24人。差會工作20年之後,宣教士的人數接近於當地基督徒人數的兩倍。他們實際上幾乎都是改信的穆斯林。一小群漢人基督徒在民國革命期間四分五散了。176

在瑞典後方支持MCCS的人變得越來越不耐煩了。這麼多年來,他們期待的是有所成果。關於是否值得繼續在這裡差傳的懷疑之聲傳到了斯德哥爾摩的總部。而董事局站在了差會這邊,

「有些人可能認為它是多餘的,覺得做出這個決定是魯莽的。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對這一分會的宣教工作的興趣經常被在剛果和中國內陸及其他地方的工作推到了次要的地位。然而,情況不應該這樣才對。」177

正當瑞典聽到有聲音敦促要關閉差會的時候,宣教士們正在建造基礎。在差會活躍的各個地方都建立起了新的宣教站。喀什葛爾新的宣教站準備1903年投入使用。178新站地址剛好位於城門外一花園區域,俄羅斯和英國領事館也在此地。漢人站1908年在喀什葛爾12公里開外的漢城建成。喀什葛爾的漢人宣教站也在突厥站附近的一個地方落成了。179當差會向漢人當局申請購買土地時,他們非常的刻薄。最後差會被允許去購買一塊環境很差很差的地方,差到「沒有人可以在這裡長時間地生活…這是一塊沼澤濕地,覆蓋著死一般的綠色,髒水滿地,草蛇和青蛙在一人高的蘆葦間爭奪霸權,蚊子滿天飛,有毒的惡臭味令人作嘔。」180然而在經過規劃和清理工作之後,這塊地方變成適於居住了,由於土壤的高濕度和氣溫的炎熱,甚麼東西都生長得飛快。在葉爾羌,新站在1909年建造。這個站址有很大的心理作用。為了能跟老房子連起來,進宣教站的門只有一個。這個門朝著另外的房子開,鄰居和差會的對立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走進站點的人,然後就會給毛拉打小報告。因此,許多人不敢去差會,除非醫院開門了,而且只有極少數人參加主日禮拜。實際上只有乞丐敢來。他們被人看見了也沒有甚麼東西可失去的。自新站建成後,任何人均可參與而不被看見。181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宣教站1912-1913年在喀什葛爾和葉爾羌之間距喀什葛爾110公里的英吉沙建成。182隨著英吉沙站的建成,宣教工場聯合成了一個地理單位。

這些年來,宣教士們一直計劃向其他地方延伸差會。1908年,托奎斯特為了探明是否有向漢人差傳的可能,他進行了向北之旅。除了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亨特先生偶爾去過這些地區之外,那裡還沒有基督教差會。183然而關於向北擴展的計劃打了水漂。幾年後,又有了擴展的新想法,但這一次是朝南擴展。和田被認為是建宣教站的好地方。況且僅靠葉爾羌的哈爾噶里克(Karghalik)可以變成葉爾羌的一個前哨。184

新站建立的頭一階段沒有建立起教堂。後來才建起來的。頭幾年禮拜服事在小小的門廳裡進行。然而,在所有三個穆斯林宣教站都建有醫院。很顯然,醫療保健工作是優先考慮的事情。從而我們說到過的機構化的差會現在形成了,在這個地方的整個差傳時代都占主導地位。這些機構中包括兒童之家,文化出版工作和辦學工作。然而醫療保健工作是開展最廣泛的,也許是最重要的分支。

在喀什葛爾,醫療保健事工在1911-1912年間的革命暴亂中經歷了戰火的洗禮。這一時期宣教士們的工作使他們在以後的很長時間裡都贏得了人們的好感。

因著醫療保健事工的投入,差會呈現了一種不平衡的狀況。瑞典國內的董事局擔心差會的這種發展。舍霍爾姆寫信給醫療事工的老前輩拉奎特說,

「你在醫院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你得自己解決這個問題。希爾達‧諾德奎斯特(Hilda Nordqvist)將會過來幫你,但她應該做傳福音的工作。那必須是最優先的,甚至要擺在醫療保健工作之前。」185

這封信讓喀什葛爾的宣教士感到失望。醫院人手不足,希爾達‧諾德奎斯特又是一位合格的護士。宣教士們對別人暗地批評他們的工作感到很氣憤。按斯德哥爾摩的說法是,東土耳其斯坦差會在它的工作中變得太過人道主義了。宣教士們在信件中,報紙文章上和講演中盡力為自己辯護。在1913年舉行的一次演講會上,拉奎特講述了醫療事工的創立。宣教士開始時是小規模地幫助病人,但很快事情發展到環境開始支配宣教士的地步。他說,

「我們就是這樣整天站著給病人服用藥丸,涂抹藥膏,包紮傷口。那時候我們經常說,『這樣的日子何時是盡頭?我們來這裡是傳道、教知識的,現在除了給這些貧窮的可憐人涂膏抹藥之外沒有時間做別的任何事情。』」186

拉奎特在後面的講話中引用宣教醫生大衛‧利文斯通的話說,「神只有一個兒子,他被差派到世人中間做了一名宣教醫生。」

幫助病人成了工作的最重要部分。荷伯格寫道,「…我從來沒有勇氣揮手打發一個仍然有一些康復希望的病人。」187醫療保健工作不僅僅是一種宣教方式,而且本質上就是宣教。Palmberg寫道:

「當看到幾千個病人脫離了病痛的折磨時,當許多的盲人重見光明時,當成百上千的家庭因差會助產士們的幫助而讓他們母子平安時,當看到他們深深感謝的目光時,這項工作本身就有了它的動機,即使它純粹是出於人道主義理由。」188

1910年英國人P. T. Eherton來訪這個地方。他寫道這裡的人十個有九個感染了這個地方的某些可惡的疾病。他接著說,當病人找到宣教士時,他們就會得到很好的收治和幫助。189荷伯格稱,病人為了能到達差會醫院可以走上20天的遙遠路程。190病人任何時候都可以來。醫院就位於一個城門邊。城門從日落到日出這段時間會從裡面鎖到。然而,宣教士們過城門從沒有遇到任何麻煩,病人任何時間都可以進到醫院。甚至有時候看門的人為了差會特意不鎖城門。191

荷伯格引用了喀什葛爾醫院一天的病案記錄:

「第一位病人有複雜的骨折。一頭狂暴的駱駝咬傷了他的前臂。來自喀什葛爾的一個人給他綁上了繃帶,但綁得太緊實了,所以壞疽已經開始在手上長起來了。當繃帶打開的時候,我們看到傷口上滿是煤煙和灰塵,還滲出膿液…這個人發著高燒。第二位病人在他的腿上有個大挫傷。接下了的病人有發高燒的、得胃粘膜炎的、風濕病的、心臟病的、梅毒的、哮喘的、咳嗽的、甲狀腺腫的、癌症的、創傷和皮膚病的、眼疾和耳朵炎症的、咽痛和其他疑難雜症,我們共接待了約30位病人。」192

荷伯格說,要儘量處理這麼複雜的病案,而且宣教士們的醫療受訓程度又不高,所以當然這也意味著巨大的風險。但他們別無選擇。人們不能眼睜睜被病痛折磨。

創建之年時期差會所選擇的目標和方向對整個差傳時代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確實可以說它奠定了整個的基礎。剩下的在這個基礎上搭建。

158 Terning,1956,81頁
159 同上
160 Waldenstrom給Hogberg,1912年6月26日。
161 同上,1912年8月14日。
162 The Missionsforbundet,1917年8月1日,15號。Lundahl,1943,139 ff,145頁。
163 Mosesson,1954,89頁
164 Terning,1956,81頁「埃克曼對每一個人都有私交和父親般的關愛。沃登斯通則完全是就事論事的人;個人的問題引不起他的興趣,除非它影響到『事件』『問題』。」
165 Lundaahl,1943,153頁,185頁。Mosesson,1954,89頁f。
166 1910年正是俄羅斯領事館的秘書一長老會教徒計畫要娶一瑞典女人。他曾問過艾伯特‧安德森問他是否可以為他們證婚。(安德森給沃登斯通,1910年3月21日)
167 Johansson,1931,362頁ff
168 The Svenska Morgonbladet,1911年6月3日
169 同上,1911年9月26日
170 同上,1912年6月3日。沃登斯通在給政府的報告中提到內部的婚姻時指的是荷伯格1911年秋主持理查德‧奈斯透姆和倫達爾的婚姻(Helena Nystrom的日記,1911年11月29日)
171 Lundahl,1917,301頁f
172 Tornquist,1928,494頁
173 Tornquist給Sjoholm,1908年1月19日
174 Stina Martensson給董事局,1911年3月31日
175 Albert Andersson給董事局,1911年3月16日
176 MCCS 1913年年報(1914出版),51頁,163頁
177 同上,1905,18頁
178 Palmaer,1946,71頁f
179 Lundahl,1917,349頁
180 Palmaer,1942,87頁
181 Ahlbert,1934,49頁f
182 Palmaer,1938,112頁
183 Tornquits和Albert Andersson給Waldenstrom,1908年7月25日
184 Oskar Andersson給董事局,1911年5月27日
185 Sjoholm給Raquette,1914年3月17日
186 SMT,1913,85頁f
187 Lundahl,1917,383頁
188 Palmaer,1942,56頁
189 Etherton,1911,150頁
190 Hogberg,1910,13頁
191 Wingate,1951,13頁

192 Lundahl,1917,384頁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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